引言

在崇明园区摸爬滚打做招商这十年，我见证过太多企业从初创时的“哥们式合伙”到走向资本市场时的“规范化治理”这一痛苦蜕变。尤其是当企业决定改制为股份公司，准备冲击更高层级资本市场时，公司章程就不再只是一份存档的文件，而是企业的“宪法”。在这其中，有一个常被创始人忽视，但却在关键时刻能决定公司命运的条款，那就是“累积投票制”。老实说，很多老板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眼神都是迷茫的，觉得这只是法务用来凑字数的枯燥条文。但实际上，它直接关系到谁能进入董事会，谁掌握了话语权，特别是对于那些股权结构相对分散，或者有“抱团取暖”需求的小股东来说，这几乎是最后一道防线。

我们每天在园区里谈项目、看报表，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几个技术合伙人辛苦打拼，手里的股份被一轮轮融资稀释得只剩下个位数，眼看公司就要上市，他们却突然发现自己对公司的决策层毫无影响力。这时候，如果在公司章程里没有提前设计好“累积投票制”条款，等到股东大会召开时，大股东随手一挥，董事会就彻底成了“一言堂”。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人性的博弈。今天我想抛开教科书式的定义，用这些年我们在一线实操中积累的经验和案例，来彻底拆解一下股份公司章程中累积投票制的条款设计及其背后的法律逻辑，希望能给正在迷茫中的企业主们一些实在的参考。

法律渊源与核心逻辑

要理解累积投票制，首先得回到它的法律源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这里的关键词是“可以”，这意味着它并非强制性的法定义务，而是一项赋权性的规定。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是为了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给中小股东一个喘息和发声的机会。简单来说，累积投票制的核心逻辑在于允许股东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在很多园区企业咨询中，我发现大家普遍对这个逻辑存在误解。传统的直接投票制（Straight Voting）是一股一票，且每个董事席位单独表决，这就导致持股51%的大股东可以包揽所有董事席位。而累积投票制则是把票数“打包”。举个例子，如果要选5个董事，你持有100股，那么你就拥有500票。你可以把这500票全部投给一个人，也可以分散投。这种机制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打破了简单多数的垄断，使得持股比例较低但持股相对集中的股东，通过策略性的投票，能够将自己的代言人送进董事会。这在法理上是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一种修正，旨在平衡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防止大股东利用优势地位完全操纵公司人事任免。

从行业研究的角度来看，引入累积投票制往往是衡量一家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在接触几家拟IPO企业时发现，监管机构在审核过程中，会重点关注公司章程中关于中小股东保护机制的安排。如果一家拟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呈现出“一股独大”的特征，但在章程中主动设置了累积投票制，审核员通常会认为该公司具有良好的治理意识和合规觉悟。反之，如果完全排斥这一机制，往往会被问询是否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潜在风险。理解并运用好这一条款，不仅是为了当下的权利制衡，更是为了未来对接资本市场铺平道路。

仅仅知道法律允许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其落实到章程的每一个字眼中。我们在工作中遇到过很多企业，虽然知道这个制度，但在章程条款设计上漏洞百出，导致在实际操作中要么无法执行，要么引发新的纠纷。例如，有的公司只写了“实行累积投票制”，却没有规定具体的计算方式和操作流程，结果在股东大会上，因为选票设计不规范，导致计票混乱，最后不得不重新开会。严谨的条款设计是制度落地的基石。

适用情形与触发条件

并不是所有的股份公司都必须或者适合采用累积投票制。在多年的实务操作中，我通常建议企业根据自身的股权结构和发展阶段来决定是否启用这一机制。当公司股权结构高度分散，不存在能够绝对控股的单一股东时，直接投票制往往导致决策效率低下，各方势力在董事会中僵持不下，这时候累积投票制反而可能加剧这种分裂。相反，当公司存在持股比例较高（例如超过30%）但未达到绝对控制权的股东，或者存在几个持股比例相近、互相制衡的股东时，累积投票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它能够确保各方利益在董事会中都有所体现，避免某一方被彻底边缘化。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适用情形则更为明确。根据证监会和交易所的相关上市规则，如果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或者发行人存在需要向特定股东（如战略投资者）承诺董事席位的情形，监管机构通常会强烈建议甚至在规则中强制要求在选举董事、监事时采用累积投票制。我们在辅导一家崇明本地的新材料企业改制时，就遇到了类似情况。该企业的创始股东持股40%，另两家投资机构合计持股35%，剩余为公众股。为了确保机构投资者不干预日常经营但又能通过董事会行使监督权，我们在章程中特意设计了一款仅在选举独立董事或特定股东代表董事时才触发的累积投票条款，既满足了监管要求，又兼顾了创始团队的经营自主权。

在设定触发条件时，章程条款的设计需要非常精细。最常见的方式是将其设定为“法定强制”或“股东请求”。所谓的“法定强制”，就是公司章程直接规定，所有董事、监事的选举均采用累积投票制。这种方式最彻底地保护了中小股东，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选举的灵活性。而“股东请求”模式则更为灵活，通常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一定比例（如1%或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向董事会提出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的临时提案”。一旦提出，公司就必须执行。这种方式给了中小股东一个“”，平时不轻易动用，一旦大股东有损害公司利益的动作，中小股东即可启动该程序，通过集中选票将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选送入决策层。

还有一种更为巧妙的分类触发设计，即区分“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我们在处理一起涉及国资背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时，为了平衡国资监管要求和市场化经营机制，设计了如下条款：选举非独立董事时，采用直接投票制，以保证经营决策的高效；但选举独立董事和监事时，由于独立董事主要起监督作用，必须代表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强制采用累积投票制。这种分类处理的方式，在实操中非常有效，既保证了经营班子的稳定，又强化了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得到了各方股东的高度认可。

条款设计的实操要点

在具体撰写章程条款时，光有原则性的规定远远不够，必须细化到可执行的操作层面。首先要明确的是，累积投票制适用的对象。法律上规定的是董事和监事，但实践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是否区分职工代表董事？通常职工代表是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不适用股东大会的累积投票制，这一点必须在章程中予以排除，以免混淆概念。对于董事和监事的选举，是合并进行选举，还是分别进行？这也是条款设计的重点。

我们在为客户设计条款时，通常会建议采用“分别选举”的模式，即董事和监事的选举分开进行，票数不得混用。这是因为董事负责经营决策，监事负责监督，两者的职责定位不同，选人标准也完全不同。如果允许混用，可能会出现股东为了保住董事席位而牺牲监事席位，或者反之，导致治理结构失衡。关于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也需要在章程中做衔接性规定。累积投票制下，提名权的门槛直接关系到候选人的范围。如果提名的门槛过高，小股东即使有累积投票权，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投；如果门槛过低，又会导致候选人名单过长，投票分散。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不同设计下的效果差异，我制作了一个对比表格：

除了表格中列出的要点，还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细节，那就是关于“弃权”和“无效票”的处理。在累积投票制下，由于票数是集中的，如果股东投出了无效票，或者大量弃权，会对当选门槛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在审核一家企业的章程修正案时发现，原条款对弃权票的处理语焉不详，导致在模拟选举中出现了“得票第一名但未过半数”的尴尬局面。我们在修改稿中特意补充了：“股东大会进行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时，每位股东有一票表决权，即每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乘以应选董事、监事人数之积。股东可以集中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股东对某一位候选人投出的选举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乘以该候选人当选票数之积，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全部投给该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给数位候选人。最后按得票多少依次当选，且当选所得票数不得低于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或其他比例）。” 这样的表述，虽然略显繁琐，但在实操中能避免绝大部分的无谓争议。

行业案例与实战复盘

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几年前在园区服务过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康维诺”（化名）。这家公司当时正处于Pre-IPO阶段，创始人李总持股45%，另一家从外地引入的战略投资方“宏图资本”（化名）持股30%，剩下25%由一些早期的骨干员工和跟投基金持有。原本大家合作愉快，但在上市申报前夕，宏图资本突然提出要向董事会派驻两名非独立董事，理由是他们作为二股东，需要有足够的话语权来监督资金使用。如果按照常规的直接投票制，李总完全可以利用45%的优势，把三个董事名额全部拿走，宏图资本一个人都选不进。双方一度僵持不下，甚至谈到了撤资的地步。

这时候，作为园区服务方，我们介入了调解。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在园区的会议室里，空气里充满了味。我给双方算了一笔账：如果采用累积投票制，假设董事会设5个席位。李总持股45%，有225票；宏图资本持股30%，有150票；散户25%，有125票。如果李想把3个自己人都选上，他至少需要给每人分配足够的票数。而宏图资本如果策略性地将150票全部投给一个人，这个人几乎肯定能当选。最终，我们建议在公司章程中引入强制性的累积投票制，并配套设计了董事分类条款：5个董事中，2个由创始团队提名，1个由宏图资本提名，另外2个由全体股东（包括中小股东）通过累积投票制产生。

这个方案的高明之处在于，既保证了宏图资本通过累积投票制肯定能拿下一个董事席位（哪怕他们只提名一人，集中所有票也必当选），又给了李总通过直接提名锁定部分席位的安全感。剩下的两个席位，留给了中小股东和博弈空间。最终，双方接受了这个方案。在当年的股东大会上，宏图资本如愿以偿派驻了财务总监进入董事会，而李总也保住了经营主导权。这个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累积投票制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法律条款，它更像是一个谈判桌上的平衡器，能够将对抗性的博弈转化为合作性的妥协。如果不熟悉这一工具，很多本来很有前途的企业可能就在这种内耗中倒下了。

合规挑战与应对经验

虽然累积投票制好处不少，但在实际执行层面，我们也遇到过不少头疼的挑战。其中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计票的混乱与合规性争议”。记得有一次，一家企业的股东大会因为采用了累积投票制，现场来了几十个股东，大家都拿着计算器在那算票。因为公司章程没有规定具体的计票方法和现场确认流程，导致在统计过程中，有的股东将票数拆分得太细，小数点后出现了好几位，而计票员又缺乏经验，最后公布的得票数加起来跟总票数对不上。这直接导致了落选股东当场质疑选举结果的公正性，甚至威胁要起诉公司。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团队连夜制定了一套《累积投票制操作指引》，并将其固化到未来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这套指引的核心是“预填选票”和“现场复核”。我们在章程中增加了一条：“采用累积投票制时，董事会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提供董事/监事候选人简历，并制作累积投票专用选票。选票应当详细列示候选人姓名、股东持有的股份数、拥有的总表决权数以及投给每位候选人的票数。股东填写选票时，应当明确其所投出的票数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总表决权数，否则该选票作废。” 我们引入了电子化投票系统作为辅助，系统会自动计算并校验票数总额，从技术上杜绝了“票数对不上”的低级错误。

另一个常见的挑战是关于实际受益人的穿透认定。在某些情况下，表面上持股比例不高的股东，通过一致行动协议或者代持安排，实际上能够控制远超表面股比的投票权。如果在章程中没有相应的防范措施，这些股东可能利用累积投票制的规则漏洞，通过代持人分散持股，然后在投票时集中使用，从而获得与其真实经济实力不符的董事会控制权。我们在处理一起家族企业的传承事宜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老董事长为了平衡几个子女的利益，将股份分得比较散，结果其中一个子女联合外部资金，表面上只持股10%，但通过控制其他几个持股5%的兄妹（签署了私下的一致行动协议），在累积投票制下竟然控制了过半数的董事会席位。

面对这种情况，单纯依靠章程条款可能很难完全防范，因为这涉及到私下协议的履行问题。我们可以在章程中引入“关联方披露”和“回避表决”的升级条款。例如，要求股东在提名董事候选人时，必须披露其与最终实际受益人之间的控制关系；如果存在一致行动协议，必须向公司备案。虽然这不能完全阻止暗箱操作，但大大增加了违规成本和透明度，让其他股东在投票时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这也是我们在合规工作中不断摸索出的“土办法”，往往比单纯引用法条更管用。

与经济实质的融合思考

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反避税监管的加强，“经济实质法”这个概念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虽然这通常更多应用于税务合规领域，但在公司治理和投票权设计上，其实也有相通之处。一个健康的公司，其治理结构应当反映其业务的“经济实质”，也就是说，谁在真正为公司创造价值，谁在承担经营风险，谁就应当在董事会中有相应的话语权。累积投票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纠正那些仅基于股权比例而忽视价值贡献的偏差。

在崇明园区，我们鼓励引进实体型、创新型企业。对于这类公司，人力资本、技术专利往往比单纯的货币资本更重要。如果严格按照钱多说了算的直接投票制，很多核心技术骨干因为持股少，根本无法进入董事会，这显然不符合公司的经济实质，也不利于长期发展。通过设计合理的累积投票制条款，我们可以允许技术骨干通过工会持股平台或者小股东联合的方式，集中手中的票数，推选代表技术立场的董事进入决策层。这样一来，公司的治理结构就和其以技术驱动为核心的经济实质相匹配了。

从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的角度来看，良好的治理结构（G）是吸引长期资本的关键。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在考察项目时，会仔细审视目标公司的章程中是否包含了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机制。一个愿意主动采用累积投票制的公司，往往被视为治理透明度高、对股东负责的企业。这对于我们在园区内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接国际资本，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当下的控制权争夺上，而要看到这种制度设计对于提升公司整体估值和品牌形象的长远价值。

股份公司章程中累积投票制的条款设计，绝非简单的法律条文的堆砌，而是一场关于控制权、利益平衡与企业未来的精密计算。它既是对大股东权力的有效制衡，也是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通过正确理解其法律渊源，根据企业自身的股权结构和战略目标科学设定适用范围与触发条件，并在条款中细化计算方式、当选规则及补选机制，企业可以构建起一套既能防范内斗又能提升决策质量的治理体系。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只有最适合企业当下的方案。无论是像“康维诺”那样通过分类选举实现多方共赢，还是通过细化操作指引避免计票混乱，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细节决定成败，制度决定高度。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下，仅仅依靠老板的个人魅力已经无法支撑企业的规模化扩张，必须依靠科学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志于进军资本市场的企业，尽早完善章程中的治理条款，就是在为未来的远行储备“粮草”。希望各位企业主在翻阅公司章程时，能多花几分钟时间思考一下那几行关于“投票”的文字，因为它们可能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

作为崇明经济园区的一份子，我们见证了无数企业的兴衰荣辱。我们深知，招商不仅仅是引凤筑巢，更是帮助企业筑基固本。我们愿意继续发挥专业优势，协助大家在合规的框架下，设计出最符合企业利益的治理架构。让累积投票制这把“双刃剑”，在各位手中变成守护企业基业长青的利器。

崇明园区见解总结

在崇明经济园区深耕招商与企业服务多年，我们深刻认识到，像累积投票制这样的公司治理条款，是企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关键一步。对于我们园区内大量的拟上市科创企业和实体制造企业而言，股权结构往往随着融资进程变得复杂，引入累积投票制不仅是法律合规的要求，更是平衡资本方与技术方、保障公司稳健运营的“安全阀”。我们建议企业在改制之初，就将这一制度纳入战略考量，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如崇明重点发展的生物医药、绿色环保等高科技行业）进行个性化设计，避免生搬硬套。只有建立起科学的制衡机制，才能真正留住人才，赢得资本市场的长期青睐，实现企业在崇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